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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，芜杂的心绪

Text&Photo　庞易

　　01「囚鸟」

　　北方的晴天，囚鸟飞过风光旖旎的沃土。等雨水过后，惊蛰也过去了。

　　在成为囚鸟之前，有多少次这样的飞行呢。从雷克雅未克、从第比利斯、从巴塞罗那、从布达佩斯、从法兰克福…从无数听上去离北京无限遥远的地方，同样降落在熟悉的首都机场，扑面而来的是同样熟悉的干燥空气。

　　最近一次去机场是端午节去昆明，平时拥挤的T3出发大厅也变得空荡荡的。北京因为新发地迎来了春节过后的第二次疫情爆发，全城升为二级响应。因为防疫措施异常的严格，机场少了很多接送机的琼瑶戏码，每个人都像中了贝勃定律一样，脸上全写着这个庚子年一次次挫败后的平静。

　　肖申克救赎里的安迪说，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，因为它们的翅膀上沾满了自由的光辉。我看到这些鸟站在出发大厅，拿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排成一队，等待着飞向属于它们的芝华塔尼欧海滩。

　　去了六十多个国家，起落无数个来来回回后，我似乎有点想念这个如成田破局般让我又爱又恨的机场了。年终总结里信心满满的说要盖满第三本的护照，从格鲁吉亚回来以后就在抽屉里放了小半年。朋友圈里的旅行大佬自驾大鳄变成了带货微商，空姐辞职进入脱衣舞俱乐部，公司里刚刚提拔的经理们上午PUA同事下午准时摸鱼下班，移动办公工资减半大众回归基础消费影院关门娱乐停摆。表哥开玩笑说，你那护照就放保险柜里留个纪念吧。那时我觉得，疫情好像关上了好多人身上的某个掌管自由意志的阀门。

　　即使在全球疫情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的今天，我的自由理想也一点都没有消失：甚至在每天戴着口罩有意疏离同事的摩天大楼里也没有消失，甚至开车飞奔在每年有五百万人离开的家乡北京的国贸高架上——也一点都没有消失。

　　虽然北京没有像武汉一样被封城，我还是能明显察觉到2020年时间溜走的速度和世界深陷的苦难给我带来的无力和恐惧。我想象多年之后，我该如何回忆这段至暗时刻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我仍然认为真正自由的生活总能够通过努力去实现的。

　　我是一个傻瓜。

　　02「梅雨」

　　来昆明之前，到上海约了美亚。东航空姐难得没有飞国际，开车带我去了崇明岛。毫无疑问，除了旅游业以外，疫情对航空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。

　　刚从北京干燥的天空里走出来，上海的梅雨让人沉寂。从崇明岛回来的第二天，我们在雨中的龙腾大道看了西岸文化艺术季的联展。美亚说，其实每年我们看的展大都很无聊，但是每次你拍的胶片我都很喜欢。

　　就像一卷爱克发只有36张，每张都要珍惜；梅雨季的上海让美亚更珍惜晴天，偶然出现的一米阳光就当是上天的礼物了。

　　因为今年过于魔幻，个人主观的感受总是被疫情影响而放大。情绪涉及身体的变化，似乎合理的情绪出口，也是后疫情时代里的我们最需要的。

　　从外滩看过去，陆家嘴三件套隐没在积雨云里，彼时的云时而乌黑时而暗黄，闪电一次又一次把云照亮。美亚带我进了和平饭店躲雨，沿着铜制旧转门进入和平饭店，那一刻就像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旧上海的缱绻。

　　美亚最近好几个月没有排国外的航线了，飞的少，收入自然也降了不少。我笑着说我也一样，国际贸易冲击不小，我们也都降薪了二三成，今年还有工作，还健康的活着就是小幸运了吧。她说，只要铺一床干燥温暖的被单，冲个热水澡，熨好夏天的裙子塞满衣柜，即使在梅雨天，生活也可以笃定安心起来。

　　衡山路的法国梧桐，阳台的霉菌和蘑菇，共青公园的野花，泥土里的蜗牛，老洋房院落里的樟树…梅雨之下，全世界的生命都在悄然生长。

　　出梅之后，这个世界应该会好一些吧。

　　03「解离」

　　告别美亚，在北京半封城时来昆明，和春节武汉封城当天飞第比利斯的心情别无二致。惊蛰过去了，小满芒种也过去了。飞机舱门被轻轻关上，我紧闭着双眼，倾听飞机起飞前的短暂寂静，仿佛已经预感到了这是一条充满转折试错和兜转的，芜杂的飞行。

　　登上西山凌虚阁以后，滇池美景尽收眼底。游人们的口罩提醒了我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从讲武堂出来，对面就是翠湖。我租了一辆电动船，悠哉的躺着，昆明暴晒的阳光高挂在晴朗的碧空。

　　傍晚夕阳斜着洒在湖面，洒在来往的人群身上，耳朵也像变了频道，听到的声音像是电影背景音，看到的画面像是80年代的VHS家庭录像带。一念之间，连黄昏都被抽离，像是隔着玻璃，真实又虚幻。

　　自我感受缺失，现实游离，这种恍惚时刻在童年时偶尔出现，在今年尤为强烈。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是辛酸，疫情只是最后的遮羞布，越努力掩饰，越会被生生撕开那层伪装的面具。当口罩、体温枪、咽拭子、健康绿码成为每天生活的常态，这种恍惚也不像是和世界隔了一层，反而变得通透。

　　昕祎来北京两年了，因为在摄影网站看到我的作品而感受到温暖，从遥远的昆明来到北京学摄影和修图，北漂一年多，我总是开车带着表哥和他一起游荡在北京的角落，分享又喝到了什么品牌的酒，又拍了哪个明星，然后三个男人一言不合就开上了语言的高速路，每天洒脱又颓唐。因为疫情，昕祎在北京的摄影工作室面临裁员，他在被裁前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回了昆明老家。我到他租的住处打包了所有的东西寄给他，他在微信里说，有空来昆明看我吧，今年我不回北京了。

　　我们约在南强街的一家西餐厅见面，晚上他和樱桃又带我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间小酒廊。我们聊到疫情对生活的影响，聊到降薪，聊到今后的工作打算，就像回到了在北京Mandrill过地球最后的夜晚一样。回想这几年，我们的谈话模式总是倾诉烦恼，但绝不着急或者说根本无从找到一个出口和结论，话题就在下一杯酒里稀里糊涂地结束。谈话中途，昕祎还向我和樱桃介绍了一种吸管放在鼻子里喝酒的方式，酒精就在口腔和鼻腔里通融开来。

　　似乎我们需要这样的灾难来释放情绪，在感伤里怀着激情去挖掘美好生活的可贵。吞云吐雾间，几次抑制下去的芜杂心绪又泛上来，我又来到那种熟悉的恍惚状态，似乎一切都东倒西歪融在了混沌中。

　　昕祎说，我们不会沉浸在这片混沌里黯然凋敝。

　　04「往日」

　　08年底喜欢听一个韩国双人女子组合Davichi的歌，高中时觉得这声音宛如天籁，遇到难过的事情，是特别好的疗伤药。最近开车，酷狗音乐里日推了「永远的君主」韩剧片尾曲，才发现这个当年唱着「爱情与战争」的组合还活着，而且活的依旧人美歌甜又低调。时隔多年再听，依旧治愈，且十分反差地应景。

　　 面对这大自然泛滥的生化狂潮，看似依旧努力保持正常秩序下蕴藏着疫情带来的长久压抑，对人的精神是一种消耗，而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的迷失。我不知道如何不被卷入其中，只能从过去的美好里汲取被消耗的能量，以不至于悬空在百无聊赖的混沌里。

　　童年的时候一直生活在丰台区的部队大院里，今年去昆明之前，我又回到那里和许久未见的亲戚一起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。收到了Susu和昕祎的礼物、表哥和闺蜜的礼物，还有小侄子一起吹生日蜡烛。在和他一样大的年纪，我也曾经坐在这间客厅里，爷爷奶奶一起给我吹蜡烛、唱生日歌，而如今他们都永远地离开了我。离开丰台的半个月以后，部队大院再次因为新发地的疫情而第二次封院。但我知道，人生经历越长，个中蜜辛越难为外人道，也看透很多命运早已宿命般地无可避免。

　　这半年的疫情唯一让我感恩的是，由于不能再频繁的出差和洲际飞行，我获得了大量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。我们一起看战争老电影，一起做扫除，一起做饭。当然，也一起看着电视上登满的讣告，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数字。电视和手机在这个时代更像是一面黑镜，似乎屏幕里的世界越悲惨，我们反而感到无比的轻松。世界的动荡越波澜壮阔，我们反而感到安宁。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，不仅仅是全球疫情总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例，每18秒就有一人因新冠死亡，而是这种少了刽子手的，没有残忍和末世画面的，单纯的数字死亡，不能唤起灵魂深处的愤怒，更多的是麻木和压抑。

　　苦难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又该如何度过芜杂和无常？可能就像在昆明的对话一样，我找不到答案，我只能提问并试着追寻。奥尔罕·帕慕克说，“追求答案本身的重要性不亚于答案，提问本身就像车子、屋子、渡轮窗外的景色同等重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命就像音乐、艺术和故事般有起有落，终而走到尽头。但那些与我们同在一起的生命，仍存在于眼前流动的城市景色，有如从梦中摘下的回忆。”在找不到答案前，回答追求答案的意义，本身也是一种答案。

　　好像一切都没有消亡。我们如此追寻和生活，直到大厦崩塌。